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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3
摘要:小说《活着》是由余华先生著作的一部具有极高的年代性特征的小说,里面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活着”主题的诠释,都有很高的艺术性,是一部难得的文学作品。正是这样一部作品,经张艺谋导演改编成影视作品,为我们呈现了一部不一样的《活着》。导演在保留原著“活着”的主题的同时,又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从色彩效果、镜头语言、情节设定、人物形象塑造等多个方面,为电影《活着》注入了很多新的元素,使之更加直观的展现给观众和读者,让我们对那个年代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底层劳动人民,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影视作品的合理改编,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也是对艺术的再加工。
关键字:文学艺术;电影艺术改编;苦难;传承
“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余华先生在小说《活着》中文版自序中这样说道。是啊,相较与现在网络上那些只为名誉和金钱而写作的“伪文学”者,余华先生的这份追求与洒脱才是是中国当代作家应该有的坚持。小说《活着》通过娓娓道来的方式,阐述着那个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常态,将平凡人的命运绘成一幅幅生活的画面慢慢在你面前展开,看似平淡的讲述着一个充满温情,充满悲情,充满了不断地努力活着和急切奔向死亡的故事。而电影作品《活着》,将原著进行了合理的改编,为大众呈现了不同艺术形势下对“活着”的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一、电影《活着》对小说原作的改编
(一)电影艺术对文学艺术的再创造
张艺谋在90年代的影视作品大多是抛开了商业利益的,是相对纯粹的艺术电影。而经他改变的文学作品也是别具一番风味,《活着》可以说是导演张艺谋在余华先生小说上的“再创作”,电影中男主角“福贵”在影片的结尾还有妻子和外孙陪着,没有被彻底的榨干,这样仍有希望的活着给人更接近真实的生活,是导演想要留给观众的一丝慰藉。而余华先生的小说中,结尾只剩下福贵和一头牛陪着他。[]这样的结尾抹杀了读者最后的希望,让悲剧性和孤独行进一步升华,软暴力加上黑色幽默的效果,怕是很多读者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导演在设定一次次死亡之前都为观众留下了充满幸福温馨的画面,例如家珍带着儿子回来的时候,开玩笑说的“儿子叫个不赌”;再如有庆在给福贵送茶时,里面加了很多的辣子和醋,福贵追着有庆跑闹;被抓了壮丁,依然活着回到了家中;这些画面都是导演的用心之处,也恰恰是狠心之笔,在这一幅幅美好画面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不幸,给给观众的冲击力也随之增大。影片舍弃了很多原著中的情节,又重新注入了导演的“野心”。原著可以说是用一种平平淡淡的方式去讲述一个关于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故事,虽然读完以后依然被无奈感充斥着内心,但是缺少了对那个时代更具体的认知;张艺谋导演似乎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用更为具体和直观的镜头向观众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特色,同时严肃中又带有戏谑,让观众哭笑不得的同时瞬间体会到了主人公在当时时代下的悲哀。这是电影和小说的不同之处,也是影视艺术对文学艺术的再创造,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让我们深刻的感受作者余华想让阐述的主题。
(二)电影色彩效果对文学作品的渲染[3]
在电影《活着》中,导演运用了大量的“红”色基调去渲染整部影片,从影片的开头开始的红色字幕,到福贵在赌博时按下的一个个鲜红的手印,再到解放战争中整个国民部队的尸体,还有有庆去世时血淋淋的场面,直至到凤霞生孩子时止不住的鲜血,导演用这样的艳丽而又深沉的色彩填充每一个镜头,揭示了这看似平常的一幕幕的死亡,其实是时代大背景下,民众的无知与妥协所造成的悲剧性讽刺性的结局,将铁的事实打翻,血淋漓的抛给众人,诠释着导演本身与余华先生在整部作品中所达到的共识。作为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在色彩的把控上总能给观众以惊喜,对红色的极致运用,更是已经成为导演张艺谋的一大特色,纵观他其他几部电影,《红高粱》里面的红色运用,象征着热情、生命、革命,是对原始生命力和性的神力的崇拜;而《菊豆》里面的红绸,又是对伦理纲常的抨击,对女性角色的同情;《大红灯笼高高挂》更是将红色运用的更加彻底,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对女性自由的呐喊,而在《活着》这部影片中,红色又有这不同的含义。影片中,红是福贵参加过革命的证明,皱皱巴巴装裱在墙上,成为“保命”的象征;红是大跃进全民炼钢时的炽热的焰火,却始终制造不出质量过关的钢铁;红是人民手中高举的《毛泽东语录》,演变为全国的风暴,成为新街头文艺;红是穿白大褂的肩章,成为一种胡作非为的权利......导演用一种颜色在不同的影片中诠释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主题,把原作的文化软暴力用鲜艳的红色表达,确是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评论说影片《活着》是对小说《活着》的“再创造”。用简单的色彩去营造渲染电影气氛,又将导演自己的野心融入其中,这大概就是导演张艺谋之所以能将《活着》这部电影几近完美的展现的原因吧,相信余华先生在看到自己的作品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时,心里也是无比欣慰的。
(三)镜头语言与导演的“野心”的契合[4]
前面我们一直在说张艺谋导演自己的“野心”,那么到底什么是他的真正野心?对于一个导演来说,电影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相信每位导演都想让自己的作品得到充分的认可,这就要求他们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有更新的突破合理解,能给观众不同的审美体验,那么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就是通过这样的心理契机,为大家呈现了一部原与原著又区别去原著的作品。如果说小说《活着》余华先生是以一种淡然平静的方式讲述故事,那么影片《活着》则是赤裸裸的充满讽刺和戏虐的完整情节。如福贵的女儿凤霞生产的细节,在医院里,那些刚毕业的红卫兵变成了真正的大夫,而真正有经验有能力的医生被判为“反对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最后凤霞大出血,红卫兵不会处理去找王大夫,而此时的王大夫因为在牛棚几天吃不上饭多塞了几个馒头被噎着不能动手术。再如大跃进时期,家家大炼钢铁,镇长去富贵家收铁,福贵的儿子有庆把福贵心爱的皮影箱拉出来,说要把那木箱上面的几根铁钉还有皮影上面的几根铁丝都拆出来。福贵想保住皮影箱,镇长说福贵不如儿子觉悟高,那么点儿铁都能造两颗子弹,镇长那句“兴许打到台湾就差这几颗子弹”,还有有庆那一句“那不解放台湾啦”,都是导演用了黑色幽默的形式对当时时代的直接讽刺。谁都知道解放台湾不可能只靠两颗子弹就能完成,当时的人们沉迷于自欺欺人却不自知,作者用这种略带戏谑的话语将人们的“谎言”无情的拆穿。另外导演在细节处理上也是费尽心思,单是通往福贵家的那条街道在镜头中都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每一次年代的转换,镜头中都会出现由同一角度所拍摄的街道画面,不同的是人物的行为衣着以及背景音乐的改变,使观众真切的感受到电影所要传达的不同的时代特征,这种简单却又直接的方式能让观众在稍微的缓冲中再次进入到电影的情节中。凤霞结婚时满桌子的毛主席语;二喜对着毛主席像说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以及春生来道贺,家珍让福贵把礼退回去,福贵抱着毛主席照片不知所措,这些都是时代的象征,导演用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包括在电影的结尾,导演用了长镜头结束整部影片,大家都知道,长镜头给人的感觉是更真实更接近生活,而这部电影的长镜头不仅仅是想留给观众慰藉和真实感,很多的是导演对小说中福贵主人公无奈和同情的延伸,以及对福贵接下来生活的未知,看似捎带温情的结局,谁又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小说最大的好处,是作者将那个时代的特征和文化经过语言的加工描述呈现给世人,字里行间是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对人们生活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所叙人物的情感寄托;影视作品最大的好处是给了观众最为直观的画面,避免了小说中因对描述理解错误而产生的分歧,让观众充分的去了解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民众对待事物的处理态度和看法,是文化得以传承的有力介质。
二、电影改编背后的机制
前面我们比较了小说和影视作品之间的不同,那么导演又为何做出如此改编呢?一部优秀的电影离不开人物形象的诠释,《活着》这部电影,更是通过导演对人物形象的理解,抹去了小说中平淡的叙述方式,用鲜活的人物形象撑起整部电影,成为这部电影的一处不可忽视的亮点。《活着》,导演选择了著名影星葛优来担任男主角,可以说导演在用人方面真是独具慧眼,葛优对“福贵”这一角色的演绎,抛开了小说中“福贵”过于淡然的心境,增加了一份对时代和生活的挣扎。福贵始终是以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的。最初福贵沉迷于赌博,将家产全部输给了龙二,也因此气死了年迈的老爹,从一个富家少爷变成一个穷光蛋,只能靠变卖掉母亲的首饰租了一处房子;一败涂地后,老婆家珍带着儿子回来,这对于福贵来说已经是最大的慰藉,开始以唱皮影戏为生,四处奔波虽辛苦但也能勉强讨个营生,不幸的是在唱皮影戏的途中又被抓了壮丁,与妻儿再次分别;见了太多因战争而死亡的人,可能连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就死在了异处,福贵更加坚定了要活着的信念,即使是苟且;曾经同生共死一起混死人堆的朋友春生,在不经意间害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有庆,失子之痛直到春生被定为走私派准备寻死时才得以缓解和原谅;女儿凤霞生产时大出血,因当时医生都被定为“反对学术权威”最后找不到医生救治而死亡。面对这一连串的死亡,我们眼中看到的福贵,已经不仅仅是小说中作者描述的那样平淡,像个不谙世事的老人,他比余华先生笔下“福贵”多了一丝生气,也更贴近生活。有人说,葛优对“福贵”的表达不够贴切,失去了原有人物的乐观精神,让角色变得太过计较,但是我认为,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才更符合现代人的本身特征,试想哪个真实存在的人,在失去那么多亲人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份达观的态度呢?张艺谋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过:“我希望我每部电影里的人物角色都是最容易让人接受,最贴近生活的。”作为电影,导演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观众的接受程度,太过悲情的影片,观众不愿捧场,太过文艺的电影,观众也不买单。纵观近两年的电影市场,商业片已经成为票房支柱,“小鲜肉”更是导演争取票房的有力武器,借此出现了大量的“念数字记台词”事件,电影市场“烂片”也是层出不穷,想要改变这一现象,需要的就是像葛优这样有自己主见的演员,在对作品的表达上,有自己想法,而不是一味的“靠脸”取得票房和高收入。所以导演在演员选择上格外用心,不管是葛优,还是女主角巩俐,他们本身和小说中的人物是分不开的,只有充分的理解了作者想要给角色赋予的精神,才能将角色淋漓尽致的表达的同时,注入自己和导演的新元素,将人物完整而又贴合的呈现给大家,我想这也是张艺谋为什么选择这两位演员来做主演的原因。
余华先生以敏锐的艺术笔触向读者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再次提起了这样的拷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而这个问题不管是放在让福贵失去期望的当时,还是放在现在,都没有人能够给出完美的答案。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福贵的命运更是坎坷多舛,这样悲剧性的命运伴随他一生。在一次次的死亡中找寻怜悯的慰藉,又被再一次的死亡冲散这份慰藉,直到他低头,直到他不在抽噎,直到他越来越平淡的接受这份命运不再挣扎。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作者余华先生眼中苦难大抵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人们不得不经历和遭遇的,而在这一层层的苦难面前,又有多少人能够像福贵一样默默选择了隐忍和承受,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期福贵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变得越来越淡然,这是心理随着伤痛的加深而演变成的自愈,更是另一种无力言说的无奈。而影片恰恰为这份悲哀和无奈注入更过现实中人们的情感。从葛优饰演的福贵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隐忍,还有对那个时代的疑惑、不解,还有对生活的挣扎、不甘,更有对命运的不屑和容忍。一部好的影片,不止要有好的剧本,还要有好的导演,更要有好的演员去传达人物。
三、对小说和电影《活着》的再解读
大家都知道,余华先生在小说的结尾,只留下了一头老牛陪着福贵,而将这部小说搬到荧屏,福贵身边却是由家珍、二喜和外孙馒头陪伴着的,用一个冗长镜头结束了影片,戛然而止却又情理之中。导演在整部影片的拍摄中,可以说是尊重了原著所要表达的对人物、对命运、对时代的认识,却在影片的结尾,给了大家一个出乎意料的情节。影片中看似一起起普普通通的死亡,其中又穿插了太多的戏剧性,每一次的死亡都是作品的推进,既是偶然亦是必然。小说中福贵是渐渐的屈从与命运的安排,而影片中福贵,我们能从他的眼中看到他的不甘,看到他的挣扎,直至最后他对这个残忍而又现实的生活的不屑。如果不是生活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没有了大跃进,没有了文革,也许这一切都可以挽救,而又恰恰因为这样一个年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的生命对于活着的挣扎,看到了那个年代下人们对“生”的诉求。张艺谋的这一区别于小说的大胆改编,让我们看到导演本身对小说的理解,活着,谁也不知道接下来需要面对什么,每一次的希望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失望,“馒头”和“小鸡”是导演留给观众的希望,但又有谁知道,这份希望背后即将到来的是什么?有人说张艺谋的这一改变,失去了原著中“软暴力”带给读者的冲击,显得太过温情。但我认为,恰恰是这样的结尾,对观众留下一份希冀的同时,又为影影片创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空间,温情的表面是细思极恐的进一步升级。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作为电影,导演需要充分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如果影片仍然采纳了原著中的结尾,让“老福贵”和“徐福贵”相依为命,整部影片就显得太过平淡,让观众感觉自己和福贵一样接受了这份命运的安排。随着人们对影视作品需求的增加,观众对文艺片的接受程度也在逐步提高,影片中色彩效果的渲染、镜头语言的表达、以及人物角色的有力诠释,使观众对那个时代背景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将影片结尾以一种看似温情的画面结束,把结局交给观众的同时,又为观众创下了一个自由编排的空间,这正是导演的用心之处。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其中的主人公福贵都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是中国多少年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缩影。余华先生的笔下,福贵的一生更为悲情一些,没有了那么多的温情设点,更多的是无奈和悲哀,相反电影中留给观众的希望就多了起来,使观众的失落感稍微降低了一些,但不管我们看到的哪种艺术形式下的《活着》,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归于现实。现实中的福贵的一生,被死亡和悲剧充斥着,但在这些看似无情的苦难背后,支持着福贵走下去的,始终是隐藏其中的温情。这也许是导演对原著另一种思想内容的传达,以及对生活的希冀。
福贵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在福贵生活在当时那个年代,太多的社会动荡,致使福贵不得不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死亡,直至麻木接受,这也是为什么当年这部影片被广电总局禁播,就是因为牵扯了太多国家、人民乃至那个时代的无奈。电影《活着》在讲述了原著中的种种不幸之后,导演又加入了自己对小说的理解,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电影,多了更多鲜活的讽刺,例如大跃进时期,镇长到福贵家收铁,福贵的儿子有庆把福贵心爱的皮影箱拉出来,说要把那木箱上面的几根铁钉还有皮影上面的几根铁丝都拆出来,有庆那一句“那不解放台湾啦”,连天真无邪的孩子说的话都印上了时代的烙印。福贵是幸运的,幸运的是他身边所围绕的温情,尽管放在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些温情都是理所当然而忽视它们的存在,但对于福贵来说,这些少许的温情,足够他坚持到最后,让他平静的和老牛对着话,叫着家珍他们的名字......其实不管生活如何交于我们考验,只要活着,就是一种幸福;只要活着,对家人、对朋友就是一种安慰和支撑,用乐观淡然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体会人生,会发现生活赋予我们的不仅仅只有苦难,更多的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同的经历所带来的切身感受,以及眼前经常被忽略幸福。我想这也是导演张艺谋和余华先生对作品思想感情的契合点,以及对不同艺术形式情感表达方式的不同。
余华先生在《活着》韩版自序中曾说道:“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活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5]。从这样简短精炼的自序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活着”最为透彻的理解,“活着”是一个过程,无论幸福或是不幸,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去面对,去经历,去体会。苦难是生命的必然,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如何面对苦难,才是生活的实质。“活着”不需要我们去进攻、去呐喊、去歇斯底里,它只需要我们去忍受这样一份本就应该存在的责任。电影中福贵被抓当壮丁,面对炮火,面对尸横遍野的士兵,福贵发出的最多的感慨是“我可得活着回去,老婆孩子比什么都好”,“回去了可得好好活啊”;而当得知春生被定为走私派准备寻死的时候,福贵又对春生说:“春生,你记住,你欠我们家一条命呢,你得好好活着”,影片中福贵是记恨春生的,但在福贵的心中,记恨远没有活着重要,他只想让春生“活着”,也是告诉自己,要好好的“活着”,殊不知他的“活着”更像是为了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去,也正是这样一个细节,将中国最底层农民的淳朴与善良展现的淋漓尽致。与其说福贵是对自我的妥协与隐忍,不如说是对当时时代的无奈和叹息。作品中,福贵送儿子去学校,告诉儿子“小鸡长大了是鹅,鹅长大了是羊,羊长大了是牛”,儿子问“牛长大了是什么?”,福贵回答说:“牛长大了就是共产主义了”;而当外孙苦根再问同样的问题的时候,福贵用苦笑代替了回答,这份苦笑里隐藏着福贵对生活的忍耐,对亲人离去的痛苦,更是对时代的妥协和不解。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活着的理解是不同的。在福贵生活的那个年代,吃茶、赌博是活着;潦倒贫苦唱皮影戏是活着;躲避战争回到家中是活着;看着亲人陆续离世亦是活着。福贵经历了几个时期的重要转折点,每一个时期对活着的定义不尽相同,才致使最终在福贵心中认为,平静的接受生活的给予才是真正的“活着”。在电影《活着》的结尾,福贵身边仍有家珍、二喜和馒头陪着,这样的结局给福贵留下了希望,似乎也更容易让观众接受。同时导演在这样的结尾的上又加了一笔,就是馒头买回来的小鸡,福贵把他们放到了皮影箱中,皮影作为线索一直贯穿着整部影片,虽在“破四旧”时被定为“帝王将相”烧了,但是箱子一直保留着,最后将小鸡放进了皮影箱,是对“皮影”这样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是将小鸡作为最后的生命的延续。而相较于电影,小说就显得更为悲悯了些。福贵和苦根约定好要一起存钱买一头牛,钱存的差不多了,苦根却被豆子噎死了,福贵独自买了一头已经濒临死亡的老牛回来,取名为“福贵”,“徐福贵”和“老福贵”就这样过着接下来的生活。作为时代大背景下的小人物,福贵终其一生追求的不过是好好的活着,这不仅是福贵一个人的期望,实则是大跃进、文革这样的大背景下所有底层老百姓的期望,是他们在被强行灌输的磨难责任体制下最后的挣扎。余华先生一直试图再找寻一位像福贵一样,能够平静清晰的讲述自己生活的人。他和其他普普通通的农村老人一样,会穿着肥大的裤子,佝偻着身躯,眼眶里经常流出浑浊的泪水,不是因为他们经常悲伤,是因为以前充满了悲伤的生活侵蚀了他们的眼,泪水里已经不再包含感情。有的只是对过去一切的回忆,回忆里没有苦难,有的只是曾支撑着他一路走来的温情救赎,以及对死亡的抗争和对生命的留恋。而在影视作品《活着》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屈服于命运的老人,我们看到的,是对命运的不甘,对生活的不妥协,对生和死充满了愤怒和不解的老人,也正是这样的一位老人,他的身边除了苦难,多了份情感的支撑,这是导演对我们这个时代“活着”的认识和理解,是被大家所能接受的“活着”,也是将文学改作品改编的意义所在。
结语
小说《活着》在被张艺谋导演改变成电影的时候,在情节设定上对原著做了很多的更改,有增加也有删减,比如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上,对空间的处理上,都做出了变动,这些改动缩小了小说带给人的浓厚的悲剧意识,增加了电影里的“人情味儿”,这样的改动是文学电影中所必须具有的。小说,是作者通过语言和文字来叙述故事,不需要太多外在因素,留给读者充足的想象空间;而电影是通过直观的视听语言向观众传达影像,通过多种电影效果的配合和蒙太奇的使用,缩小了观众的想象力,却也避免了因没有空间参照而产生的想象分歧。例如小说中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描述,虽然读者可以大体的想象出当时得社会状态,却不能直观的对社会现状有更明确的认识,而电影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憾,用画面和声音引起人们的视听,从而传达影视概念。作为具有年代性的小说和电影,两者在表达方式上虽有所不同,但对主题的诠释却是相同的,尊重原著所要阐述的思想情感,是文学电影改编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在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张艺谋导演和余华先生在对人生的认识上的契合之处,不过分渲染却又恰到好处的拿捏,才使得这样一部优秀的小说得以用影视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活着》,不管小说还是电影,都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余华先生和张艺谋导演用不同的艺术方式探讨着同一个主题,既生命中的生与死。一个平静淡然娓娓道来,一个戏谑张狂当头棒喝,对“福贵”这样一个充满了悲情的弱小人物,用他们的形式填补了对福贵、对时代的悲哀感,让“福贵”的一生鲜活起来。有人说余华先生的小说,主人公太过懦弱,是在苟且的生活,不适用与现在的大潮流,但是我想说,每个人对生活的认识都不相同,当我们经历了真正的生离死别,经历了困难中挣扎着求生存的时期,可能才会真正理解余华先生对“活着”的认识,只为“活着”而“活”,不为外界其他的任何东西。生活就是在不管的面对和经历中慢慢推进,它从不会因为谁的抱怨、呐喊、歇斯底里而改变它原有的轨迹。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学会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发现温情,像“福贵”一样,面对苦难时仍有一颗平静淡然的心,在自愈中乐观的对待生活。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是人们最为开始的表达情感的介质,也是传统文化得以有效传承的根本保障。通过作家对作品语言上的描述和修饰,让读者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风情,不同的人物性格特征等,有了系统的了解,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达者。而电影作为“第七艺术”[6],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通过人物形象、视听语言、蒙太奇等的运用,更加直观的为观众带来视听上的感官体验。将电影艺术与文学艺术有效的结合,合理的改编才能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真正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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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振奋人心的结局:《飞越疯人院》里,最后那个桥段,印第安酋长举起饮水机,砸烂窗户,逃出疯人院。无疑是令人振奋的结局。